当前位置: 主页 > 产品中心 > 科技助推电影,但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
  技术的建树全依赖于科技吗?电影叙事的疆界,曾经是依靠科学技术来开拓的,但是电影艺术的建树却很少因为技术的驱动实现,艺术的创造有时甚至恰是在技术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的,有限的科技条件甚至还激发了艺术家的审美想象。当年,中国第五代导演组成两个青年摄制组,一个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一个在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拍摄条件和技术水平、资金远远不如当下,但是这两个摄制组创造了《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这些青年电影人当时的技术条件非常有限,包括贾樟柯,当时冲印他早期作品胶片,用的是北京电影洗印厂别人冲完以后剩下的药水,可是这种简陋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妨碍他最后走向国际舞台。
 
  所以,科学技术对电影的推进并不能被绝对化,更不能用一种技术结论的立场,判断整个世界电影史。科技毕竟仅仅是电影的工具,决定电影进步与发展的必定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合力所致。单一的科学力量,只能够为电影带来动力,并不能包揽电影历史前进的全部荣誉。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科学的理性态度恰恰来自于对科学主义的治理。在科学主义看来,迄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包括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最终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也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定义,从而将科学推向了一种绝对化境地,这种观点现在看来不仅荒谬可笑,其结果不仅会使原本科学的学说变成类似于人类于宗教的迷狂,且有可能使我们葬身于教条主义的深渊。在传统电影的发展进程中,科技对影像的历史性再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们不得不将推进电影艺术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正向力量,与它的负面效应区别对待。这种理性,将驱使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手段与改变人类审美世界的技术、变数分别讨论,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
 
  蕾切尔·卡逊最先发现农药的致命危害,写了《寂静的春天》,美国现在的环境署就是根据蕾切尔·卡逊的告诫成立的。这本书以诗性的语言告诫人类,如果我们不能够对那些在科学实验室里面发明的农药进行干预和禁止,那么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人类的春天将失去如歌景象,而陷入一片沉寂的恐怖之中。世人熟悉的尼尔·波兹曼写过两部惊世骇俗的电视批评著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问题。他反对用技术代替人类思考,反对技术至上主义。
 
  蕾切尔·卡逊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曾经警告人们,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对自然界的世界是这样,对于升级换代越来越频繁的银幕世界来说,现在是不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电影母体和电影生命的组成部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科学自身的问题在电影诞生之初就被带入电影的机体当中,如果它有问题,它被带入电影也已经一百多年了,问题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究竟是在改变电影的技术手段,还是在改变电影艺术的艺术本质。它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还在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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